吴清军教授灵活用工更要考虑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就业转型是大势所趋。人力资本市场结构模式不是单一的就业模式，而是就业模式、合作模式和自由模式的多样化模式。蓝皮书写了2021年底发布的《中国灵活就业发展报告(2022)》。根据研究数据，灵活就业在企业应用中的普及和深度正在增加；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趋势良好，市场规模、机构数量和员工数量增加，中国灵活就业市场呈现可持续发展趋势。

根据蓝皮书的定义，灵活就业可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上的灵活就业形式包括互联网平台就业、传统零工和实习；广义上的灵活就业形式也包括劳务派遣、业务外包、人力资源外包等就业形式。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吴清军最近接受了《北京新闻》贝壳金融记者的采访。他指出，数字经济使企业人力资源的配置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要支持企业的灵活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还要考虑工人的权益保护。政府部门正在解决平台工人伤害保障问题。根据自身的商业模式和商业模式，各平台也在探索养老、医疗等保险的新模式。

吴清军，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受访者供图

数字经济改变了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灵活就业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新京报：今年是您第二次发布蓝皮书。与往年相比，中国灵活就业的新趋势是什么？

吴清军：企业的灵活就业在就业人数和所涉及的岗位上呈现出增长趋势。包括我们常说的大型互联网制造商，越来越多的职位正在转变为外包就业。此外，曾经使用劳务派遣作为补充就业的国有企业现在对更灵活的外包就业越来越开放。

另一个趋势是更受关注的互联网平台就业。总的来说，过去两年的就业数量变化不大，趋于稳定。过去两年，消费者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也趋于温和，没有新的非凡互联网平台，因此这些平台的就业数量不会增加太多。这也反映了消费者互联网平台推动就业的效果在不久的将来很难取得重大突破。

新京报：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需求变化是什么？

吴清军：我最深的感觉是，数字经济改变了企业人力资源的配置模式。原企业的就业模式相对单一，要么是正式员工，要么是劳务派遣，其他就业模式很少。现在，数字经济允许企业拆除工作，外包许多工作流程和链接，并将其交给第三方公司或人力资源公司。

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他们可以外包一些边缘职位，如客户服务、审计和数据标记。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例如，为了实现业务数字化，但缺乏数字技术人才，专门培养团队的成本非常高。外包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使就业更加灵活。

另一种情况是，东南沿海的许多制造企业都有订单生产模式。当他们得到订单时，他们将立即开始生产。订单完成后，就业需求将大大降低，这也导致了灵活就业的需求。企业这样做的动力是降低成本，而不是降低工人的工资，而是降低人力资源的持有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也有发言权，工厂工资低，工人会立即去其他工厂。

新京报：灵活就业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的原因是什么？

吴清军：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技术发展水平，要求企业在人力资源配置上更加灵活多样化。传统的就业模式和就业模式相对僵化，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适应当前经济技术的发展。平台就业和灵活就业确实使工人获得收入的渠道和机会比以前更多。

但需要澄清的是，我们不仅要支持企业的灵活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还要考虑工人权益的保护。

灵活就业带来各种挑战，政策要补充劳动者权益保护短板

新京报：政策层面是否有相关行动保护灵活用工人的权益？

吴清军：此前，国家有关部门通过促进消费市场带动更大就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就业是中央提出的六稳和六保政策中最重要的。最新的政策趋势是，在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也要弥补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不足。交通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出台了多项政策，保护网上叫车、快递、外卖、货运司机等平台工人的权益。

新京报：灵活就业除了直接劳动者权益外，还可能带来哪些问题？

吴清军：对企业而言，企业的管理模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没有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灵活就业的员工和企业就不会有很强的忠诚度。最大的挑战是员工队伍不稳定，员工素质不高。目前，企业对外包员工的管理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区域。例如，缺乏管理，如帮助他们提高技能、提升职业等，也限制了灵活就业者的发展空间。

此外，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职业中，基于算法的管理也可能给灵活就业者带来不平等的待遇。即使表面上看，所有员工都是平等的，如果算法歧视一些员工，比如给在多个平台接单的员工发送质量差的订单，员工与平台协商的权利也是相当有限的。与平台相比，员工也缺乏话语权。

尊重市场上工人的选择，平台工人保障正在酝酿新的解决方案

新京报：即使存在这些问题，灵活就业仍然成为许多工人的选择，甚至年轻人愿意送外卖，不愿意进入工厂。为什么？它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吴清军：追求和向往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工作并不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独有的。事实上，自劳动力市场建立以来，每一代年轻人都在追求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工作方式。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更喜欢送外卖而不想进入工厂，我个人的观点是：首先，尊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政府过度干预市场，但破坏了市场的基本规则。第二，互联网的红利正在逐渐消退。目前，年轻劳动力已逐渐回归传统的就业模式。当年轻人成为骑手和快递员无法获得预期收入时，他们自然会流向更高收入的工作。三是政府要引导制造业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作待遇，提高制造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盲目担心年轻人在平台上工作是没灵活用工人员个税有意义的。如果制造业仍然希望以低成本获得劳动力资源，那么很难改变现状。只有不断改善制造业的劳动条件和工作待遇，才能改变年轻人的工作方向。

新京报：最近，一名外卖骑手意外死亡引起了人们对灵活就业人身权益保护的关注。政府和企业需要什么？

吴清军：政府正在解决平台工人的伤害保问题，目前已在广东、浙江、四川等地试点职业伤害保险。从目前的制度设计理念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平台工人的保险不再捆绑在一起。在劳动关系的就业模式下，基本的养老金、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是捆绑在一起的。职业伤害保险打破了这种制度设计模式，为平台工人设计了类似工伤保险的职业伤害保险，这是一个巨大的政策突破。

二是各平台根据自身的商业模式和商业模式，正在探索养老、医疗等保险的新模式。例如，滴滴正在探索根据第三支柱的系统模式设计司灵活用工平台的客户怎么找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新模式，这将为未来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提供很好的参考。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许诺孙文轩

编辑白华兵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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